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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通胀应成宏观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

结构性通胀应成宏观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

【锐眼看市】

按照央行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所得出的基本判断,今年全年有望使CPI涨幅控制在3%左右的预期目标之内,但下半年国内结构性通胀的压力可能加大。

张锐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在8月份环比下降0.1%的同时,同比较上月也收缩0.2个百分点至2.5%,受到影响,前8月的CPI回落至1.9%,显示通胀压力有所减轻。但值得注意的是,整体物价上涨力度得到控制的同时,国内结构性通胀的趋势似乎并未明显淡化,值得宏观调控政策重点关注。

从通胀的品种变化结构看,今年以来物价上涨表现为消费品价格与服务价格全面上涨的格局,而在消费品价格中,食品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同时食品价格中又以鲜菜、鲜果、粮食以及蛋类价格的上涨最为突出。

不难看出,本轮国内通胀中上涨的物品基本都是民众的生活必需品,虽然像衣服、电器等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对消费者而言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惠及意义,通俗地讲就是,面对通胀,老百姓(603883)可以不买电视不添新衣服甚至不出游,即自动实行消费降级,但却一日不可不进粮食与不可不吃蔬菜,由此可见食品价格上涨对于民众生活的冲击非同一般。尤其是对于低收入人群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所具有的通胀风险承受与消化能力本就较为脆弱,并且恩格尔系数也较高,日常生活乃至基本生存因食品价格上涨所受到的影响就更为严重。

西方经济学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研究往往从经济结构与部门生产率的差异角度切入,即在总需求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因增加工资而导致行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厂商提高工资的成本会转移到产品价格身上),但同时也会对生产率差的部门形成工资上涨示范效应,进而会增加社会总需求并演化为物价上涨的力量。这样的解释虽然描绘了因工资上涨而导致的成本推动式或者需求拉上式通胀,但无论如何却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今年上半年,扣除价格因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3.0%,同时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同比增长0.5个百分点,且环比延续下滑趋势,另外,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一直处在低位运行,表明终端消费十分低迷,一系列事实说明国内劳动力价格供给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需求拉力因素都远远不可以构成结构性通胀的最主要动能。

那么,导致国内结构性通胀的因素又主要是什么呢?一是输入性通胀的作用,即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带动国内上游原材料与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的上扬,并最终传导至CPI身上,而且农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价格受到PPI的传导存在滞后特征,由此形成了农村CPI在统计后期超过了城市CPI的现象;二是不少地方防疫过度,而且频繁层层加码,导致物流运输反复受阻,供给不畅,期间更有不法分子乘机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同时过度性防御也容易引起民众恐慌,不正常的抢购与囤积食品构成了刺激价格的扭曲性需求作用力;三是因美元升值引起的人民币贬值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在强化PPI对CPI传导力度的同时,也必然带动包括食品价格在内的国内市场整体价格的上扬;四是国内货币政策保持宽松的影响,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底,国内广义货币(M_2)余额达到259.51万亿元,同比增长12.2%,由于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不畅,部分增量货币停留在了流通领域,既加大了货币贬值的压力,也一定程度构成了物价上升的牵引力。

按照央行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所得出的基本判断,今年全年有望使CPI涨幅控制在3%左右的预期目标之内,但下半年国内结构性通胀的压力可能加大,之所以如此,央行认为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复苏回暖、PPI向CPI滞后传导、新一轮猪肉价格上涨周期开启、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仍处高位等因素影响。但全面而客观地审视,伴随着欧美经济衰退风险的提升,全球经济的需求萎缩将对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构成压制,加之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未来输入性通胀的传导压力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高位推动以及PPI向CPI的传导两大影响CPI的因素可能出现边际减弱趋势,相反我们更应密切关注与重点提防内生性通胀的泛起与强化。

首先,要防止猪肉价格出现周期性上涨。按照3~4年一轮的猪周期,当前或已进入新一轮猪周期的筑底上行期,预计未来猪肉价格将温和上涨,政策层面可以通过稳定生猪产能以及提前和及时投放储备冻猪肉来干扰与控制肉价上涨的幅度;其次,要有效引导消费需求回暖趋势。随着对疫情管控经验的逐步成熟,差异化、精准化防控机制将充当主角,同时稳增长目标上升到优势位置,这样有助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回升,特别是核心CPI中的结构分项比如旅游交通、教育服务以及房屋出租等都将迎来较大力度的改善,但政策层面须提防旅游门票、房屋租金等服务价格的投机性上涨;再次,要谨防人民币过分贬值。美国8月份CPI同比增长8.3%,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美联储大幅加息还在路上,势必对人民币构成进一步的反压,为此需要对外汇市场保持高度关注,必要时进行强力干预,以最大程度地稀释货币贬值与进口因素施与国内通胀的压力;最后,要全力畅通商品物流渠道。对于过度性与层层加码式防御,除了进行通报之外,更应严格问责,任何借防疫之口而影响市场流通的行为都应当承担失职渎职之过并受到相应处分。

(作者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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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治强 HF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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